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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CPI今晚来袭,拐点将至?美联储还能嘴硬多久******

  对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而言,通胀依然是眼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外界正在密切关注周四将发布的2022年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据,超预期降温的数据可能让有关提前结束加息周期的猜测进一步升温,从而加剧风险资产的波动性。

  不过美联储态度明面上尚未发生变化,多位官员连番发表鹰派言论,市场与美联储之间有关政策路径的博弈正在展开。

  CPI月率或意外转跌

  作为2月决议声明前为数不多的重磅数据,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重要性不言而喻。华尔街最新预计,去年12月美国CPI同比增长从此前的7.1%放缓至6.5%,不考虑能源和食品的核心CPI同比增长5.7%。值得注意的是,CPI环比增速可能降至零以下,如果成为现实将是2020年5月以来的首次。

  能源价格回落被视为物价降温的主要动力。美国汽车协会AAA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汽油价格下跌逾12%,燃料价格是过去一年CPI上行的重要推手。与此同时,受供应链瓶颈缓和及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上月工业金属等原材料价格也呈现调整态势。

  上游原材料价格变动减轻了企业的成本压力。随着消费需求降温,去年底美国工厂活动持续承压。供应管理协会(ISM)12月制造业活动指数进一步回落至48.4,创2020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分项指标中,生产价格指数已经回落到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

  作为通胀的另一大组成部分,住房通胀压力也在缓解。抵押贷款利率飙升打压了房地产市场销售,房价涨幅迅速收窄,也影响了租房市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去年12月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及了房租问题,认为只要租赁通胀指标持续下降,住房服务通胀会在某个时候开始回落。

  根据Realtor.com的数据,全美租金涨幅已经连续十个月放缓,11月同比增速降至3.4%,这是19个月以来的最小涨幅。克利夫兰联储近日公布的研究指出,租金数据走势往往比CPI中的住房指标领先一年左右。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齐乌斯(Jan Hatzius)本周发布报告表示,抵押贷款利率提高导致美国住房市场疲软,这将有助于将今年的核心通货膨胀率降至3%以下,低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3.5%的预测。

  相比之下,服务业通胀依然棘手。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据美国就业的大部分,去年10月,服务业通胀一度增长超7%,这是自1982年以来的最快速度。嘉信理财指出,目前劳动力市场最紧张的行业基本都集中在服务业,这也推高了薪资压力和潜在的通胀风险。不过经济放缓已经开始冲击服务业,在连续扩张30个月之后,美国ISM非制造业指数在2022年年末跌破荣枯线,消费需求在经济不确定性下大幅萎缩,并开始影响包括科技在内的部分行业的就业岗位。

  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施瓦茨(Bob Schwartz)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服务价格对经济降温的抵抗力更强,与劳动力成本的联系更为紧密。尽管就业市场有所降温,但整体依然火热,低失业率环境下不少企业依然面临招聘困境和用工成本的挑战。

  结合去年的市场情况,最新通胀数据可能会引发市场巨震。摩根大通分析师泰勒(Andrew Tyler)预计,任何显示美联储抗通胀行动取得进展的迹象都会刺激美股。“通胀降温应该有助于熊市反弹,因为现有的仓位部署可能导致市场对空头回补反应过度。如果CPI跌破6.4%,标普500指数或将上涨3%至3.5%。”他写道。

  美联储保持嘴硬

  与上周类似,本周以来多位美联储官员在讲话中继续传递“鹰派情绪”。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Mary Daly)和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Raphael Bostic)均暗示利率不仅需要继续上涨至5%以上,而且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美联储理事鲍曼(Michelle Bowman)认为,加息将持续到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通胀已经达到顶峰,并处于明显下降趋势,然后才会调整货币政策。

  然而紧缩政策正在让经济不确定性升温。考虑到仍处于激进的紧缩周期中,周二世界银行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落后于全球扩张的步伐。数据显示,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预计为0.5%,比此前的预测大幅下修1.9个百分点。

  根据CME FedWatch工具,当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在2月、3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徘徊于70%,而本轮加息周期的终端利率目标区间指向4.75%至5%,同时四季度有望降息。受此影响,美元指数震荡回落,目前已经较去年9月创下的20年高位跌去近11%,投资者押注通胀降温和经济风险将让美联储提前转向。

  施瓦茨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联储离考虑政策转向还很遥远。但从强调考虑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的角度看,经济压力下未来逐步放缓加息步伐是合理的。他预计未来可能还有50-75个基点的加息空间,随后将保持一段时间,目前降息显然还不在美联储内部的讨论范围内。

  而摩根大通CEO 戴蒙(Jamie Dimon)认为,加息到5%的水平可能还不够,美联储可能需要加息至超出当前预期的水平,有50%的概率升至6%。他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虽然美联储之前的步伐有点慢,现在正在迎头赶上。风险依然存在,比如俄乌冲突和量化紧缩的影响。因此他赞成美联储考虑暂停加息,以了解加息的全部影响。

东西问丨吴家玮: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中新社旧金山12月15日电 题: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吴家玮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日趋紧密。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请他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中提到“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过程中,您华人身份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的,可以说是“循规蹈矩”。我30多岁当上系主任,40多岁当上院长、校长,于是被人说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华人,我遇到过挑战,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城市,旧金山州立大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学,学校的“一把手”难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中长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华人校长,很多人不习惯。

图片美国旧金山中美国际学校的学生穿中式服装表演节目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当地华人比例为全美最高。陈钢 摄

  在美国的教研之路上,华人身份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否则就不会碰上“玻璃天花板”了。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间,儒家思维为我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我常跟副校长、院长、教授代表等10来个人开会,讨论各种议题。众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展开讨论、辩论或是争论。如果讨论半个小时后还僵持不下,美国同事们就忍不住了,接下来就要求通过投票结束争论。而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个建议,才是较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多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时间很长,但最后总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国高校的工作经历,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前夕,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必将注重科技。当时,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确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问、有经验、有理想的学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厚资源和舒适生活,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坐落于香港清水湾半岛的香港科技大学。谢光磊 摄

  特别是我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博士后,十载后重回原校担任院长。那段经历让我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在创办科大时,就是全力寻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启发。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我们办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但我坚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还希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文化、体育及团队活动。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的视野,理顺他们的逻辑,赋予他们深入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思想狭隘的人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工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提出“香港湾区”以及“深港湾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发展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普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校。至于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文创作和社科教研同样重要,多种学科都要大力发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须注重教学,教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视研究。

第十六届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上,参赛选手在调试作品。杨雨 摄

  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也绝对不能忽视。中国过去经济落后太久,需要飞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基石与载体,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很大。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中国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善加选择,发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几十年,中国高校数量急剧增加,水平相应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人数在1000万以上,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和10万。有人说中国毕业生太多,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认为现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相当合理。中国有3000多所高校,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高校数量却更多。

北京大学2021届本科毕业生在校名前拍照留念。蒋启明 摄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发展不平衡。美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这些大城市,毕业后大多不愿回老家。中国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域间均衡发展,让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时,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摈弃对大学排名的迷信、对论文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学习。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个人主义”。而儒家推崇“集体”意识,为人在修身之余,必须关怀和注重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集体幸福。这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式同样值得西方借鉴。我曾看过一档英国电视节目,有一组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敦一所高中教学。老师走进教室,学生要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交谈,课后还有很多作业。英国学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方式很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但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连考试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的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里,有一个章节是“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在您看来,教育应该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期,确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日子。中国落后和僵化多年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一些有理想的优秀留学生、学者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走向老家,在国家重启、发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贡献。同时,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国的人才。在这个阶段,两国一些科研合作相当成功。

以“国际教育,成就未来”为主题的2009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举行。吴芒子 摄

  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学习中文的美国人逐步增加。这些人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任职,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本领,然后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现阶段美国政治状况不容乐观,内部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令政客们以寻找外敌的手段来争取选票,中美学术交流难免受到影响。现状能否改善,要看美国的政治态度。美国学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碍,让两国的学术交流尽快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状态。

  中国学界除尽可能恢复与美国学界合作外,还必须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和对象,大力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以及“金砖国家”的学术合作,在“一带一路”上多建“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6年,吴家玮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以及圣迭戈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并于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88年,吴家玮受邀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供职时间达13年。

  回香港后,吴家玮曾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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